1942年11月，贺晋年将军在讨论陕北党史的西北高干会议上，做了一段长达万字的发言。在发言中，他回顾了西北党组织和西北红军从创立，到发展，产生分歧的过程，并感慨：“还是中央好，是救命的活菩萨，不然的话，非暴乱不可，就是说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”
贺晋年的这篇发言，代表了很多陕北同志的心声。比如时任西北工委常委、宣传部长的张秀山同志，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：毛主席说：是中央救了陕北，也是陕北救了中央。但对我们西北的同志来说，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是党中央救了陕北。如果不是党中央及时赶到，采取正确果断措施，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还能存在吗？
1935年9月16日，鄂豫皖红25军在徐海东、程子华等同志的率领下长征到达陕北，与刘志丹等同志率领的陕北红26军、27军会师，即著名的永坪会师。
两支红军部队的会师，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了。据贺晋年回忆，当时陕北的同志对红25军的到来非常高兴。当时高岗就对他说：25军是正规部队，各方面的制度都好，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。贺晋年高兴地跑到永坪镇，看到红25军果然军容整齐，每个士兵背着背包，还挂着一个缸子。而当时陕北部队的很多战士，平时都喜欢不穿鞋。贺晋年感到，这确实是主力部队该有的样子。
但是，贺晋年又很快发现，红25军存在打人骂人的情况，对待指战员比较凶。两军会合后，团结的问题并没有处理好，比如25军认为陕北的兄弟部队存在“游击习气”。有一次，贺晋年去找刘志丹，他一进门就和往常一样，称呼刘志丹为“老刘”，徐海东认为这很不好，是“游击主义”，批评了贺晋年。刘志丹之后安慰贺晋年说：“人家是正规军，以后可不敢叫老刘，要叫副军团长。”
因为红25军是正规部队，当时组织就决定，把陕北红军的机关枪交给25军保管。这对陕北红军来说，当然是有一些不公平的，但他们还是服从了命令。
这些小的疙疙瘩瘩，确实是存在的。当时组织有意让贺晋年到红25军当副师长，贺晋年就推辞说他经验少，当不了，25军太凶了。他说：“这并不是说25军是个坏部队，不是革命的部队。25军是革命的好部队”，但他们在领导方式上，把鄂豫皖张国焘时期的一些坏习惯带来了。
两个部队初次配合，难免有一些摩擦，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但问题在于，当时陕北红军内部有些同志，受到了王明的错误影响。主要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郭洪涛，还有中央派来的朱理治、聂洪钧，他们觉得刘志丹等同志领导陕北红军的方式不对，犯了“捎山主义”等错误。
他们想撤刘志丹等人的职，但是，当时陕北红军绝大多数意见都是支持土生土长的陕北领袖刘志丹的，他们想撤刘志丹，也只能是有其心而无其力，因为没人赞成他们。
但是，9月红25军来到陕北后，情况就发生变化了。9月17日，双方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，由朱理治、聂洪钧和程子华组成了“中央代表团”，主持这次会议。据参加了会议的张秀山回忆，这次会开的很严厉，很多同志都不敢讲话，之前支持刘志丹的张秀山在这次会议后被朱理治点了名。随后，刘志丹被撤去了西北军委主席的职务，由聂洪钧代替。陕北红军和红25军组成红15军团，由徐海东任军团长，程子华为政委，刘志丹为副军团长，高岗为政治部主任。
据程子华80年代对一位外国作家的回忆，当时陕北红军内的一些同志（注：主要是郭洪涛、朱理治和聂洪钧）竭尽全力批评刘志丹，并设法说服红25军相信刘志丹犯了错误，他领导的红26军被敌人渗透了等等。
当时陕北红军部队对此非常不理解，包括当地的老百姓，甚至有一种传说说25军白军，是化妆成红军来消灭红26军的……保安、安塞、定边、靖边这些县，原本是陕北红军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，一时间出现了“反水”、“红区变白区”的情况。
这就是贺晋年为什么说：“还是中央好，是救命的活菩萨，不然的话，非暴乱不可，就是说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”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1935年10月19日，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，立刻派李维汉、贾拓夫、王首道到陕北处理情况，对陕北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接管。
贺晋年在42年的发言中，对他在此期间的心情转变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表述：他一开始听说中央红军来了，第一反应是“糟糕”，认为中央红军不会站在他们这一边。他立刻给后方省委写了三封信，请求把他赶紧调到后方，说自己在部队干不了了，想去当赤卫队长，做农会工作，给红军运送粮草。
在接触中央红军后，他发现中央红军干部的水平很高，见了面就夸陕北干部干得好，“坚定奋斗，创造了陕北苏区”。贺晋年觉得中央红军好一些，但又不敢确定。直到一天，瓦窑堡来了两个同志，告诉贺晋年说刘志丹、高岗等人已经被放出来了。贺晋年真是高兴得不得了，赶紧让做饭，一顿就吃了四碗。
只有了解了贺晋年等陕北同志当时的心情，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说中央来的及时，是“救命的活菩萨”。也才会了解张秀山所说的：“对我们西北的同志来说，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是党中央救了陕北。”
